原文
非惔漠无以明德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非宽大无以并覆，非正平无以制断，以天下之目视，以天下之耳听，以天下之心虑，以天下之力争，故号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闻，百官条通，群臣辐凑。
喜不以赏赐，怒不以罪诛，法令察而不苛，耳目通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陈于前而不逆，故贤者尽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远者怀其德，得用人之道。
夫乘舆马者，不劳而致千里，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，使言之而是，虽商夫刍荛，犹不可弃也，言之而非，虽在人君卿相，犹不可用也，是非之处，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。其计可用，不羞其位，其言可行，不贵其辩。
闇主则不然，群臣尽诚效忠者，希不用其身也，而亲习邪枉，贤者不能见也，疏远卑贱，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。有言者穷之以辞，有谏者诛之以罪，如此而欲安海内、存万方，其离聪明亦以远矣。
翻译
只有客观超脱，才能彰显美德；只有平静安定，才能达到长远；只有宽容大度，才能包容一切；只有公平正义，才能明断是非。凭借大众的眼睛观看事物，借助大众的耳朵聆听声音，凭借大众的智慧考虑问题，依仗大众的力量争取胜利，所以，上层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，下层的情况能够向上通达，管理层运转通畅、紧密团结。
不因为高兴就奖赏，不因为愤怒就惩罚，制度清晰明了而不繁重严厉，信息流畅通达而不混沌闭塞。即使每天都处理大量需要判断和决策的事情，都不会出错，因此，贤能的人充分发挥智慧，普通的人也竭尽全力，周边的人民安居乐业，远方的人民感怀德政，这就是掌握了用人之道。
乘车的人，轻轻松松就能远行千里，乘船的人，不会游泳就能遨游江海。如果言之有理，虽然出自市井之徒，也可以听从；如果言之无理，即使出自身居高位的人，也不能接受。事实对错，不能用身份的贵贱尊卑来抉择。如果一个人的计谋可用，明主不会拘泥于他的地位；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可行，明主也不会苛求他的辩才。
不明智的君主则不是这样，尽管群臣之中，有能够诚心效忠的人，他却很少会重用这样的忠臣，往往亲近小人，贤臣经常被疏远，放在最底层，即使竭力尽忠，都不会被君主注意。对于那些有所建议的，往往与之争论而不采用，对于那些有所劝谏的，往往安设罪名而设法诛杀，想以这种方法治理好国家，那就太天真了。
出处
《文子》上仁篇，曾被唐太宗诏改书名为《通玄真经》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。文子（生卒年不详，年少于孔子），是老子的学生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。他博学多才，天文地理无所不通，常游于海泽，传说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，授范蠡七计。范蠡佐越王勾践，用其五计而灭吴。
《文子》是许多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金句的源头，被广泛修改引用，如其中的「狡兔得而猎犬烹，高鸟尽而良弓藏，功成名遂身退，天道然也」、「非淡漠无以明德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非宽大无以并覆，非正平无以制断」、「夫乘舆马者，不劳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游而济江海」、「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，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，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」、「混混之水浊，可以濯吾足乎？泠泠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缨乎？」等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解读
公元234年，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原，在临终前给八岁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，也就是被选入初中课本的《诫子书》，其中引用了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」这一句，于是被广为流传。
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，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，意与日去，遂成枯落，多不接世，悲守穷庐，将复何及！
所以，我一直以为这句话讲的是求学之道，即淡泊名利、内心平静、树立志向，踏踏实实学习，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，走得长远。后来读到了《文子》中的原文，才明白我错了，这哪里是讲求学之道？这分明在讲为君之法！
全文有四句，「非惔漠无以明德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非宽大无以并覆，非正平无以制断」，我相信诸葛亮一定很清楚这句话的原意，但他在临终前，只挑选前两句，隐约让我感觉到，他不希望自己的幼子再走自己鞠躬尽瘁的老路，而是希望他好好做学问。
只可惜，在他死后，这位幼子被蜀地民众寄予了极高期望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，于诸葛亮死后29年，与自己的孩子一起，于内忧外患中死守国门，战死沙场。
回到原文，道家自老子这一脉，往下有两个分支，庄子出世，文子入世，庄子追求生命的绝对自由「内圣」，文子追求国家的完美治理「外王」。
《老子》开篇就讲「道可道，非恒道，名可名，非恒名」，认为世界真正的规律是不可言说的，我们表达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。庄子的回答是「万物齐一」，既然不可言说，那我就去成为，既然不断变化，那我就混同；文子的答案是「应物变化」，既然不可言说，那我就实事求是，既然不断变化，那我就究其原因。
所以，我总觉得道家一方面极端务实，另一方面又极端天真，很难不让人喜欢。
我突然就理解了，为什么说“年轻时学儒家，中年时学道家，老年时学佛家”，因为人到中年，往往背负压力，遭遇失意，却又需要在复杂的环境里，种种的约束下，做出点成绩，前者需要一颗空灵的心去消解，后者需要一点现实的智慧去解决。
青年一腔热血，却又无甚牵挂，自然喜欢儒家的正道刚猛、百死不悔；老年时看遍潮起潮落，而自知时日无多，也只有世事无常、万法皆空的佛教能给予一点安慰。
往务实的一面走，道教有点接近儒家，但又带有些温柔，没有那么决绝；往天真的一面走，道家有点接近佛教，却带着点色彩，没有那么寂静。
挺有趣的，不是么？
总结
极端务实，却又极端天真。
拓展阅读
文子问治国之本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老子曰：本在于治身，未尝闻身治而国乱，身乱而国治也。
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能强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下德
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惔然无虑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车，以四时为马，以阴阳为御，行乎无路，游乎无怠，出乎无门。以天为盖则无所不覆也，以地为车则无所不载也，四时为马则无所不使也，阴阳御之则无所不备也。
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照明天下者，执道之要，观无穷之地。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，因其自然而推之，万物之变不可救也，秉其要而归之。
是以圣人内修其本，而不外饰其末，厉其精神，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无治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物为也；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道原
文子问曰：何行而民亲其上？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老子曰：使之以时而敬慎之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天地之间，善即吾畜也，不善即吾雠也，
君子之道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生。静即下不扰，下不扰即民不怨，下扰即政乱，民怨即德薄，政乱贤者不为谋，德薄勇者不为斗。
乱主则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，处一主之势，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，志专于宫室台榭，沟池苑囿，猛兽珍怪，贫民饥饿，虎狼厌刍豢，百姓冻寒，宫室衣绮绣，故人主畜兹旡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，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，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，苟周于事，不必循俗。
故圣人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，故变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，闻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，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。
故「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」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上义
文子问曰：法安所生？
《文字·上义篇》文子
老子曰：法生于义，义生于众适，众适合乎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从天下也，非从地出也，发乎人间，反己自正。诚达其本，不乱于末，知其要，不惑于疑，有诸已，不非于人，无诸己，不责于所立，立于下者，不废于上，所禁于民者，不行于身，故人主之制法也，先以自为检式，故禁胜于身，即令行于民。
衡之于左右，无私轻重，故可以为平，绳之于内外，无私曲直，故可以为正，人主之于法，无私好憎，故可以为令，德无所立，怨无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下德
治人之道，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，齐辑之乎辔衔，正度之乎胸膺，内得于中心，外合乎马志，故能取道致远，气力有馀，进退还曲，莫不如意，诚得其术也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上义
天地之气，莫大于和，和者，阴阳调，日夜分，故万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与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积阴不生，积阳不化，阴阳交接，乃能成和。
是以圣人之道，宽而栗，严而温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刚则折，太柔则卷，道正在于刚柔之间。夫绳之为度也，可卷而怀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也，长而不撗，短而不穷，直而不刚，故圣人体之。
夫恩推即懦，懦即不威，严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，爱推即纵，纵即不令，刑推即祸，祸即无亲，是以贵和也。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老子曰：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，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，苟利于民，不必法古，苟周于事，不必循俗。
故圣人法与时变，礼与俗化，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，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，故变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，闻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，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，故「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」
圣人所由曰道，犹金石也，一调不可更，事，犹琴瑟也，每终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为治也，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，讯寤于俗而束于教。
《文字·上义篇》文子
上善若水。
《道德经》老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