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惔漠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

原文

非惔漠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,非宽大无以并覆,非正平无以制断,以天下之目视,以天下之耳听,以天下之心虑,以天下之力争,故号令能下究,而臣情得上闻,百官条通,群臣辐凑。

喜不以赏赐,怒不以罪诛,法令察而不苛,耳目通而不闇,善否之情,日陈于前而不逆,故贤者尽其智,不肖者竭其力,近者安其性,远者怀其德,得用人之道。

夫乘舆马者,不劳而致千里,乘舟楫者不游而济江海,使言之而是,虽商夫刍荛,犹不可弃也,言之而非,虽在人君卿相,犹不可用也,是非之处,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。其计可用,不羞其位,其言可行,不贵其辩。

闇主则不然,群臣尽诚效忠者,希不用其身也,而亲习邪枉,贤者不能见也,疏远卑贱,竭力尽忠者不能闻也。有言者穷之以辞,有谏者诛之以罪,如此而欲安海内、存万方,其离聪明亦以远矣。

翻译

只有客观超脱,才能彰显美德;只有平静安定,才能达到长远;只有宽容大度,才能包容一切;只有公平正义,才能明断是非。凭借大众的眼睛观看事物,借助大众的耳朵聆听声音,凭借大众的智慧考虑问题,依仗大众的力量争取胜利,所以,上层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,下层的情况能够向上通达,管理层运转通畅、紧密团结。

不因为高兴就奖赏,不因为愤怒就惩罚,制度清晰明了而不繁重严厉,信息流畅通达而不混沌闭塞。即使每天都处理大量需要判断和决策的事情,都不会出错,因此,贤能的人充分发挥智慧,普通的人也竭尽全力,周边的人民安居乐业,远方的人民感怀德政,这就是掌握了用人之道。

乘车的人,轻轻松松就能远行千里,乘船的人,不会游泳就能遨游江海。如果言之有理,虽然出自市井之徒,也可以听从;如果言之无理,即使出自身居高位的人,也不能接受。事实对错,不能用身份的贵贱尊卑来抉择。如果一个人的计谋可用,明主不会拘泥于他的地位;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可行,明主也不会苛求他的辩才。

不明智的君主则不是这样,尽管群臣之中,有能够诚心效忠的人,他却很少会重用这样的忠臣,往往亲近小人,贤臣经常被疏远,放在最底层,即使竭力尽忠,都不会被君主注意。对于那些有所建议的,往往与之争论而不采用,对于那些有所劝谏的,往往安设罪名而设法诛杀,想以这种方法治理好国家,那就太天真了。

出处

《文子》上仁篇,曾被唐太宗诏改书名为《通玄真经》与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。文子(生卒年不详,年少于孔子),是老子的学生,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。他博学多才,天文地理无所不通,常游于海泽,传说越大夫范蠡尊之为师,授范蠡七计。范蠡佐越王勾践,用其五计而灭吴。

《文子》是许多后世我们所熟悉的金句的源头,被广泛修改引用,如其中的「狡兔得而猎犬烹,高鸟尽而良弓藏,功成名遂身退,天道然也」、「非淡漠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,非宽大无以并覆,非正平无以制断」、「夫乘舆马者,不劳而致千里;乘舟楫者,不游而济江海」、「山致其高而云雨起焉,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,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」、「混混之水浊,可以濯吾足乎?泠泠之水清,可以濯吾缨乎?」等,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解读

公元234年,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原,在临终前给八岁的儿子写了一封家信,也就是被选入初中课本的《诫子书》,其中引用了「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」这一句,于是被广为流传。

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,才须学也,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,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,意与日去,遂成枯落,多不接世,悲守穷庐,将复何及!

所以,我一直以为这句话讲的是求学之道,即淡泊名利、内心平静、树立志向,踏踏实实学习,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,走得长远。后来读到了《文子》中的原文,才明白我错了,这哪里是讲求学之道?这分明在讲为君之法!

全文有四句,「非惔漠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,非宽大无以并覆,非正平无以制断」,我相信诸葛亮一定很清楚这句话的原意,但他在临终前,只挑选前两句,隐约让我感觉到,他不希望自己的幼子再走自己鞠躬尽瘁的老路,而是希望他好好做学问。

只可惜,在他死后,这位幼子被蜀地民众寄予了极高期望,承袭了父亲的爵位,于诸葛亮死后29年,与自己的孩子一起,于内忧外患中死守国门,战死沙场。

回到原文,道家自老子这一脉,往下有两个分支,庄子出世,文子入世,庄子追求生命的绝对自由「内圣」,文子追求国家的完美治理「外王」。

《老子》开篇就讲「道可道,非恒道,名可名,非恒名」,认为世界真正的规律是不可言说的,我们表达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。庄子的回答是「万物齐一」,既然不可言说,那我就去成为,既然不断变化,那我就混同;文子的答案是「应物变化」,既然不可言说,那我就实事求是,既然不断变化,那我就究其原因。

所以,我总觉得道家一方面极端务实,另一方面又极端天真,很难不让人喜欢。

我突然就理解了,为什么说“年轻时学儒家,中年时学道家,老年时学佛家”,因为人到中年,往往背负压力,遭遇失意,却又需要在复杂的环境里,种种的约束下,做出点成绩,前者需要一颗空灵的心去消解,后者需要一点现实的智慧去解决。

青年一腔热血,却又无甚牵挂,自然喜欢儒家的正道刚猛、百死不悔;老年时看遍潮起潮落,而自知时日无多,也只有世事无常、万法皆空的佛教能给予一点安慰。

往务实的一面走,道教有点接近儒家,但又带有些温柔,没有那么决绝;往天真的一面走,道家有点接近佛教,却带着点色彩,没有那么寂静。

挺有趣的,不是么?

总结

极端务实,却又极端天真。

拓展阅读

文子问治国之本。
老子曰:本在于治身,未尝闻身治而国乱,身乱而国治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
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。能强者,必用人力者也,能用人力者,必得人心者也,能得人心者,必自得者也,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,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下德

大丈夫恬然无思,惔然无虑,以天为盖,以地为车,以四时为马,以阴阳为御,行乎无路,游乎无怠,出乎无门。以天为盖则无所不覆也,以地为车则无所不载也,四时为马则无所不使也,阴阳御之则无所不备也。

是故疾而不摇,远而不劳,四支不动,聪明不损,而照明天下者,执道之要,观无穷之地。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,因其自然而推之,万物之变不可救也,秉其要而归之。

是以圣人内修其本,而不外饰其末,厉其精神,偃其知见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,无治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,不先物为也;无治者,不易自然也;无不治者,因物之相然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道原

文子问曰:何行而民亲其上?
老子曰:使之以时而敬慎之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,天地之间,善即吾畜也,不善即吾雠也,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
君子之道,静以修身,俭以养生。静即下不扰,下不扰即民不怨,下扰即政乱,民怨即德薄,政乱贤者不为谋,德薄勇者不为斗。

乱主则不然,一日有天下之富,处一主之势,竭百姓之力,以奉耳目之欲,志专于宫室台榭,沟池苑囿,猛兽珍怪,贫民饥饿,虎狼厌刍豢,百姓冻寒,宫室衣绮绣,故人主畜兹旡用之物,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
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,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,苟利于民,不必法古,苟周于事,不必循俗。

故圣人法与时变,礼与俗化,衣服器械,各便其用,法度制令,各因其宜,故变古未可非,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,闻其言,不若得其所以言,得其所以言者,言不能言也。

故「道可道,非常道也,名可名,非常名也。」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上义

文子问曰:法安所生?
老子曰:法生于义,义生于众适,众适合乎人心,此治之要也。法非从天下也,非从地出也,发乎人间,反己自正。诚达其本,不乱于末,知其要,不惑于疑,有诸已,不非于人,无诸己,不责于所立,立于下者,不废于上,所禁于民者,不行于身,故人主之制法也,先以自为检式,故禁胜于身,即令行于民。

《文字·上义篇》文子

衡之于左右,无私轻重,故可以为平,绳之于内外,无私曲直,故可以为正,人主之于法,无私好憎,故可以为令,德无所立,怨无所藏,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下德

治人之道,其犹造父之御驷马也,齐辑之乎辔衔,正度之乎胸膺,内得于中心,外合乎马志,故能取道致远,气力有馀,进退还曲,莫不如意,诚得其术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上义

天地之气,莫大于和,和者,阴阳调,日夜分,故万物春分而生,秋分而成,生与成,必得和之精。故积阴不生,积阳不化,阴阳交接,乃能成和。

是以圣人之道,宽而栗,严而温,柔而直,猛而仁。夫太刚则折,太柔则卷,道正在于刚柔之间。夫绳之为度也,可卷而怀也,引而申之,可直而布也,长而不撗,短而不穷,直而不刚,故圣人体之。

夫恩推即懦,懦即不威,严推即猛,猛即不和,爱推即纵,纵即不令,刑推即祸,祸即无亲,是以贵和也。

《文字·上仁篇》文子

老子曰: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,政教有道而今行为古,苟利于民,不必法古,苟周于事,不必循俗。

故圣人法与时变,礼与俗化,衣服器械,各便其用,法度制令,各因其宜,故变古未可非,而循俗未足多也。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,闻其言,不若得其所以言,得其所以言者,言不能言也,故「道可道,非常道也,名可名,非常名也。」

圣人所由曰道,犹金石也,一调不可更,事,犹琴瑟也,每终改调。故法制礼乐者,治之具也,非所以为治也,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者,讯寤于俗而束于教。

《文字·上义篇》文子

上善若水。

《道德经》老子

阿哲

好奇、探索、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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